某一天，随便哪天，最好是9月11日这样的日子，城市广场中心突然围聚了一批70年代模样人士，约莫百来人，典型的Hiphop装扮；高举着手机，头仰望天，喃喃自语，一时间广场弥漫各种方言，广州话客家话潮汕话充斥耳边，煞是新奇。突然洪亮一声喊：“我们爱菠萝(blog)，正如广州爱时尚”，接二连三，此起彼伏，最后竟成了“大合喊”，这一过程整整持续了3分33秒有余；待喊声落毕，哗地一声巨响，人群飞快四处逃散，在场警察措手不及，阻拦不成，整个广场混乱非常。

　　这是广州某大学三年级学生Topku的一个假想行动，从设想来看它完全符合Flash mob——快闪族的标准：突然出现、突然怪异、突然消失。Flash mob是个新词，词源有两个，一是Flash crowd，指一群人为一个目的，同时进入一个网站；另一个是Smart mob，指一群有相同见解的人，利用先进科技例如互联网等，在无领袖状态下组织集会。因此被译作快闪族、快闪党或暴走族的Flash mob实际上就是透过互联网召集数以百计互不相识的人，在指定时间涌到指定地点完成某些稀奇古怪的任务后，又在短时间内迅速消失。

　　Flash mob较为著名的行动如：6月2日，曼哈顿，200人，突然连续鼓掌15秒，然后闪去。7月30日，柏林，100人，在街头撑起彩色雨伞跳舞，然后闪去。8月7日，伦敦，200人，群聚家具店一同称赞家具，然后闪去。8月22日，香港，在一家快餐店高举卫生纸大跳芭蕾舞，然后闪去。8月27日，台中，集体面向广三广场大喊三声“火星来了”，然后闪去。

　　快闪恶作剧构成都市运动很难说这样的行动有什么意义。当记者问Topku他假想的那次行动有何意义时，他反问记者，你没有觉得很好玩儿吗？这样恶作剧式的行动确实让人莫名激动，“好怪异，好白痴，我喜欢”，类似的态度在关注快闪行动的人群具有很大普遍性，很多媒体也用“无聊”来描述并诠释快闪行动。不错，快闪族的行动就是荒诞、无厘头再加上捣乱，不过这足以让参与其中的人们感到兴奋，一本正经下面带着对秩序的嘲笑，最关键的是“好玩啊”。所以自今年5月在美国曼哈顿现身后，Flash mob就迅速席卷全球，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巴西两个月内纷纷出现类似行动——台湾“立法院”审查大法官被提名人资格时甚至把“什么是快闪族”和“谁是周杰伦”一同作为考察候选人是否了解当前流行文化的标准。

　　作为一种都市现象，理性的观察者并不简单停留在它“无聊”的表面。国内一位网友Zheng在自己的Blog上这样分析快闪行动的意义：“Flash Mob的行动，本身有很强的反讽。他们通过夸张、模仿、无厘头等，以多数量重复产生群众性受关注的效果，从而将原本只飘浮在隔离的个人内心的社会观念聚集成可以实践并产生效果的行动。”“Flash Mob选定发生在公共空间而非私人空间，场所的选择本身，就显露了行动背后无意识的社会批判。”在Zheng看来，快闪行动挑选的公共空间往往是大都市里最能象征这个消费时代的场所，于是快闪族利用都市便利的联络和疏散渠道挑战了都市既有的秩序。台湾一位网友Inertia则把快闪行动归入强盗土匪一类的冒险故事，认为藏在此类故事中的核心部分：“令我们动容着迷的，不就是自由主义、英雄主义，以及公益的理想吗？”除去无聊的表象和反讽的意义，快闪行动另外的启示在于网络带来的都市人群沟通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变革。QQ、Email、MSN等被中国互联网实验室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家方兴东认为是“社会软件”，由于这些软件的出现，网民联系日益社会化。快闪行动透过网络聚集群众发动群众，以组织者和参与者不用同时露面的方式活动正是网络社会化这种必然趋势的表征之一。

　　Zheng说通过快闪行动“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在人海中此起彼落，此聚彼散的组织状态”。对他而言，人们不用必然通过自己所从属的各种现实关系，而只是通过网络就可以聚集一处表达某个利益诉求，“原本依存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人身份，现在可以更多的回归到自然人的状态，社会人的关系可由固定而变为临时。”而美国学者Howard Rheingold在其著作《Smart Mobs: The Next Social Revolution》中的看法就更为直接：快闪族恶作剧有可能成为政治化社会运动的元素。“虽然暂时活动都是贪玩无害，但同样透过互联网和手机组织的集体活动，就曾经推翻了菲律宾埃斯特拉达政权，及左右了韩国总统大选的选票。”Flashmob的三个假想敌不过，尽管快闪族在5个月内暴走全球，尽管有不少专家学者都赋予其深刻的哲学含义，最重要的是，尽管很多国内的网友也对快闪行动跃跃欲试，心向往之，迄今为止，大陆的快闪族却还仅仅停留在假想的程度，虽然已经出现了Topku这样林林总总形形色色的Flash mob主题策划——大家似乎都期望着有谁能横空出世吃第一只螃蟹，组织内地第一次快闪行动。

　　“国内网络应用的现状似乎还不足以组织一次快闪行动。”Topku说他的同学对于网络的利用似乎就局限在上新浪看新闻，打联众游戏和BBS灌水上，用方兴东的话讲这实际还处于“人机联系”的初级层面。如果突然收到一封匿名邮件请你去参加一个那么怪异的活动，你会不会去？没有交流就没有信任，不具备信任度的约会也不具有多大的可行性。毕竟不像国外，在公众场合作一个乍然现身的“土匪强盗”在很多人看来属于精神病的一类。或许利用Blog（网络日志，国内通用方兴东的译名：博客）组织一次快闪行动会更好些，Topku这样认为。正如方兴东所说：“Blog将成为个人的网络体现”，从彼此的网络日志阅读每日的纪录，或许作为资深Blogger的Topku和Zheng真实的轮廓将因此而浮现，又或许惺惺相惜的Topku和Zheng会彼此相邀，“典型的Hiphop装扮；高举着手机，头仰望天”出现在某次快闪行动中……

　　就算疏通了联络通道，根据我国法律，举行集会必须经公安机关许可，并按照许可的方式、口号、起止时间和地点路线举行，否则将会受到处罚，而且快闪行动的怪异和突然性也很容易让相关部门认为是聚众扰乱公共秩序，属违法行为。但Topku觉得：“大的公共场合不能去，小的空间，比如校园里的广场我觉得就没有问题。”展开快闪行动遇到的另一个阻碍因素来自于媒体。“我们是不能被预测的一群”，被视为美国纽约快闪党始创人的Bill因而很自豪，但他的第一次行动却因为消息泄漏，失去突然性被迫取消。8月17日，香港第一次快闪行动也遭遇了这样的问题，在大量事先等待的镜头包围下，最终只有一位13岁男童现身，整个活动以该男童在哭泣中唾骂记者而告终。为此Topku的朋友Yezi甚至专门设计了一个捉弄“讨厌的记者”的快闪行动。

　　没有困难，就缺乏刺激，上述种种可能都不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在方兴东看来，中国出现快闪行动应该是早晚的事。他把快闪族当作都市时尚流行文化的一种。他认为很难说现在这个阶段快闪族究竟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国内对于西方流行文化的反应常常具有滞后性，不过一旦国内真正出现快闪行动并被更多的人所关注之后，快闪行动“将以加速度的方式”遍地开花。

　　到那时，我们的都市生活会变成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如果快闪行动也成为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行为艺术”，快闪族们还会说“好怪异！好白痴！我喜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