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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硅谷软件外包探营中国
作者:丘慧慧 发布时间:2003-11-30 12:42:22 | 【字体:

  “我们更关心成本优势和人才结构,管理模式可以迅速改变。”从硅谷回来的李看来,如果投资环境适宜,意欲从印度抽逃的美资中小型的软件公司将会成为首批进驻中国、并带动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第一拨势力。

 
  与往年不同,在硅谷工作多年的李先生此次因私回国还有另外一个使命,为自己所在的FAIRISAAC公司以及其它一些公司做中国市场的调研,这使他的行程排得很满。

  11月28日,辗转找到本报记者的李显得急切而意向鲜明:“我需要了解在深圳办一家软件外包公司所需要的成本计算、人力管理、运营模式和详细情况。”李说,FAIRISAAC以及更多的像FAIRISAAC这样的美国硅谷的中小型软件企业近期都在做一件事情:到中国探营。

  谈话间隙,李再次接到美国同行打来的电话,另一家硅谷公司的调研组近日准备结束其在印度的考察,转道中国对京、沪、深三地进行实地考察,出发前他们急切地想知道李已掌握的中国情况,因为印度之行已基本让他们否决了继续投资印度的打算,剩下的机会就只有──中国。

  在李看来,硅谷的中小型软件公司正在经受着双重挤压:硅谷日益高昂的成本压力,以及美国公司大批迁移印度给已驻守当地的分公司带来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将会转变为一个进入中国的动力。

  成本决定迁徒

  “ORACLE(甲骨文)近来接连关掉了它在硅谷的好几家公司,把它们搬到了印度去。”李说,这对美国当地的软件公司来说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不仅美国当地生存压力加剧,“印度的环境也已经相当恶化。”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据美国E5公司预测,2006年,全球软件外包市场将达到1000亿美元,而美国的客户就占据了65%以上,但是丰富的需求并没有为满足需求的专业外包公司提供美好的生存环境,“我们的竞争对手提出越来越低的报价”,李说。因而对于美国的软件公司来说,生存的问题并不在于市场,而是在于成本压力。李告诉记者,几年前一位三四年工作经验的软件工程师的年薪为12万美元,现在已滑落至7万美元,但是即便如此仍难解成本之困。裁员成为很多硅谷公司缓解压力的办法,“近来硅谷的很多人都开始找不到工作。”

  只有迁移,而“软件之都”的印度成了首选,因为印度不仅有充沛而高素质的软件人才,价格也相对低廉。但是这种完美的格局正为日益膨胀的美国群落所打破。

  实际上,甲骨文不是近来惟一一个尽量关闭其国内公司,在印度增设分支机构的软件巨头,SAP、IBM等公司在印度的布阵也越来越大。而这些大公司的大举进入正在微妙而迅速地改变着素为软件外包天堂的印度的竞争环境。“根本招不到好的人,全被这些大公司招去了。”不仅如此,人力成本也迅速水涨船高,李的公司在印度分公司近来招收一名高级工程师的成本为年薪12万美元,“这相当于在美国的成本,甚至更高。”而在此之前的几年间,“行价”只有现在的一半左右。

  “像甲骨文这样的公司加入明显抬高了印度同业的风险。”李说,在同等环境下,中小型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处于弱势。而显然最先冲击的对象则是那些更早在印度设立分公司的美国中小型软件公司,这些公司是印度模式的最早受惠者,而显然也似乎将是最早的从印度“抽逃”而去的人。

  产业迁移──从印度到中国?

  FAIRISAAC公司正在考虑撤出印度,而中国很有可能将是它的下一个选择。

  李先生说,按照软件外包的多种模式,一般认为,在承担软件外包的当地设立分公司并以美国的管理模式、利用当地的软件人才进行“离岸开发”,比将业务打包完全交由当地公司做效果更好。

  而随着印度环境的恶化,中国的成本优势将日益突显。

  据记者向深圳一家软件公司“茁壮网络”了解的情况,深圳软件高级工程师的年薪不过12万-15万元之间,而一个3年左右工作经验的软件工程师月薪约为6000元,是目前硅谷“行价”的十分之一。

  而更多的迹象表明,中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软件外包基地:不久前,印度第二大软件ZENSAR首席运营官SUNIL KUNTE驻足深圳,与深圳市政府探讨成立“深圳软件园离岸开发中心”的合作模式,ZENSAR有意将其拿到的海外业务交由深圳来完成。而据深圳市软件协会向记者提供的数据,目前已有超过15家印度软件企业以独资形式进入中国,印度的四大软件企业已落足上海。

  而这只是表象,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这是一次新的产业迁移的开始,而中国的机会很大。

  中国的软件梦已久矣,有深圳软件行业协会人士评价说,此次产业迁移对中国软件业改变手工作坊式模式是一次做大的机会。他举例说,以深圳为例,深圳的软件2002年产值为210亿元人民币,出口达4亿美元,但其70%左右的贡献来源于华为、中兴通讯两家系统网络产品制造商的嵌入式软件。而软件出口排名第二的北京其贡献最大的也是IBM、惠普等跨国公司,而非本土企业。通用软件产品低迷,以及小规模的操作方式始终置中国软件于尴尬境地。

  中国必须借助外力改变。

  “我们更关心成本优势和人才结构,管理模式可以迅速改变。”在李看来,如果投资环境适宜,意欲从印度抽逃的美资中小型的软件公司将会成为首批进驻中国、并带动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的第一拨势力。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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