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是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为了掌控知识、“制造共识”，他会对主流媒体排挤平民发言权的做法进行批评。奇怪的是，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家认为我们新的数字通信是“缺乏深度的、肤浅的、会迅速消失并被人遗忘的”，并因此拒不接受这种自下而上的交际方式。我们还听到过其他许多人对通过手机短信和微博进行交流的方式进行批评，如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和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因为他们是从思想的层面上对推特（Twitter）和手机短信进行考量的，所以这些观点都很重要。此外，影片《乔姆斯基和公司》（Chomsky and Co.）还断定，某种交际、思考和认知方式比另一种更优越。
当然，乔姆斯基是偶像级的左派人物。他是造诣颇深的语言学家、杰出的政治活动家，而且可能还是过去半个世纪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是因为他在批评主流媒体时一直是那么尖锐。但乔姆斯基自己是否是在以牺牲那些应该被听到的声音为代价而“排挤”社交媒体呢？
今年3月，乔姆斯基接受了哥伦比亚特区一个“场景”博客的即席访谈。在访谈中，他对许多事情——从政治和语言学话题到棒球卡、“邪教”乐队和维基解密网站这些更加世俗化的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让我关注的，是他对新的通信技术的评论——他承认自己连用都没用过。
“手机短信、推特之类的东西是极其快捷、非常肤浅的交际方式。”他对采访者杰夫·杰顿说，“我认为这破坏了正常的人际关系，使人际关系变得更加肤浅、缺乏深度，而且会迅速消失且被人遗忘。”乔姆斯基在去年10月接受了Figure/Ground Communication网站（一家致力于呈现科技和社会的关系的网站）的采访。在那次访谈中，他详细地就这一点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嗯，比如，以推特为例，”他说，“它需要使用非常简短、简明的思维方式，倾向于进行浅尝即止的交流，这使人们无法进行真正严肃认真的交流……它不是进行严肃认真的互动活动的媒体。”
可能我不应该对这些话语进行过于深入的解读，但通过即兴说出来的话表现出来的思想通常比我们可能想象的要真实得多。这些话更全面地表明了乔姆斯基对媒体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话凸显了一个更大的趋势：第一世界中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认为数字通信没有他们更喜欢的交际方式那么有深度或有价值，因此对它不予接受。
很长时间以来（而且，我认为这段历史通常还很可怕），乔姆斯基一直在对媒体的肤浅进行批评。和他影响深远的著作《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样，他在1997年写的论文——《主流媒体何以成为主流》（What Makes the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也是一篇经典之作。他的论据是，少数人控制着媒体内容，并诱使人们相信他们本来不相信的东西——这肯定不是肤浅的。
当然，由于新的媒体环境社交性更强、人们参与度更高，曾经被乔姆斯基攻击过的至上而下的媒体如今常被认为处于“危机”之中。一些技术空想家表示，这一趋势让普罗大众拥有了发言权，并引发了波及全球各地的社会革命。而反技术的鼓吹者则认为，社交媒体不过是另一种盘剥人们的方式，它打着让人们当家做主的旗号，并且得到了风险资本的资助。但在乔姆斯基的内心世界里，这场重大的论战的地位却被这样的观点给削弱了：基于数字媒体的通信方式本身就是“肤浅的”。
公平地说，这不是乔姆斯基的专业范围，他的观点不过是众多抱怨数字媒体缺乏深度的声音之一——不管是在吉恩的《非专业媒体的信徒》（Cult of the Amateur）和卡尔的《浅薄：互联网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中，或是在像《纽约时报》本期关于数字图书的专题讨论会中，包括卡尔在内的参与者都声称数字媒体是肤浅的。接着就有了所有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的人，他们会觉得发微博和发短信毫无意义而对其不屑一顾。
断言某些交际和认知风格不严肃、不值得持续关注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它类似于说涂鸦不是艺术、说唱不是音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çois Lyotard）或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等人在他们的著作中对知识学习（也称认识论）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并给人以启迪。他们在书中阐明了不那么正确、不那么有深度或不那么重要的认知方式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或被改进的。
而这就是它变得比乔姆斯基似乎认识到的更有趣的地方。
一些群体会比另一些群体更多地使用数字通信。发短信和发微博之类的事情，并不像一些人臆断的那样，仅仅是富家子弟和知识工作者所做的事。皮尤“互联网和美国生活计划”实施的研究表明，与白人相比，非白人更可能上网、用手机打电话进行交流和发送短信。这一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可能正在减弱。这项研究及在其他地方进行的研究表明，这些所谓的肤浅的交际方式恰恰正是第三世界的人们使用互联网并在网上进行互动的方式。
与我一同在Cyborgology上发表文章的P.J.雷（P.J. Rey）说：“在许多情况下，因历史原因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已经在使用社交媒体技术寻找以前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机会。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交媒体几乎不会是没有价值的。”
这并不是说，社交媒体在阿拉伯之春或当前波及全球的占领抗议活动所起的工具性作用无关紧要。正如我在别的地方写的那样，新的交际方式之所以便捷，部分是因为使用了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它们让抗议者掌握了话语权，使他们拥有了关注者。在某种程度说（我们也可以讨论它的“度”），社交媒体使群众能够“制造分歧”。
乔姆斯基——甚至所有的人——都应该记住：当他为自己的交际形式（纸质书和期刊论文）辩护而声称写微博（或发短信）没有深度时，他无疑是在暗示，非白人和第三世界的人们在交际方面天生就比白人和第一世界的人们更缺乏深度。对于社交媒体的真实情况，他知道的似乎并不够多，也因此无法将其用于检验自己的假设。
实际上，在快捷的社交媒体是否本身就没有其他媒体那么有深度这一论题上，正方和反方都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是的，任何个人所发的微博都可能空洞无物，但当发自埃及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这样的政治冲突前沿阵地、加沙（Gaza）这样的交战地带或由一批经过精挑细选的思想者所写的一系列微博将人们的诉求汇聚在一起时，那就肯定不是肤浅的了。社交媒体就像广播电台：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收听其内容。
不过，即使我们假定乔姆斯基、卡尔和其他人的观点是正确的：社交媒体没那么有深度、即时性更强，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重要问题：即时数字通信没那么真实吗？没那么值得去做吗？没那么有价值吗？没那么具有语言创造性吗？更不能产生预期的政治效果吗？
乔姆斯基是一位在政治上积极向上的语言学家，他应该更加了解语言衍生的新形式，而不是以这些新形式是“肤浅的”为由而对其不屑一顾。这种理由——不管是他说的还是别人说的——存在将那些主要使用这一方式进行交际的人贬低为“其他人”的风险。福柯指出：任何对知识的诉求都是对权力的诉求。我们现在可以问乔姆斯基一个问题：当数字通信因深度不够而被取缔时，谁将从中受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