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紧迫感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南京市对自己软件业的发展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们用“前有尖兵、后有追兵”来形容南京软件业在中国众多城市中的位置。
的确，从2007年的数据来看，位列第一的北京坐拥1200亿元人民币的软件销售收入，即便位列第三的上海也拥有80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收入，是南京的两倍还多。在南京之后，成都、杭州分别以310亿元和300亿元的收入紧追不舍。
只有加快发展，才能巩固自己的优势地位，为此，南京制定了目标远大的软件产业规划。在2006～2015年的南京软件产业10年规划中，南京市希望能达到2000亿元人民币的总规模，出口规模达到100亿美元，销售收入超亿元的规模企业达到150家以上，软件产业从业人员达到40万～50万人。
面对这些中长期发展目标，南京软件业怎样才能保持年均20%～30%的高增长速度呢？
从软件收入结构上来说，南京希望提升软件服务业的比重。在2007年南京市软件产业的360亿元人民币销售收入中，软件技术服务收入只有约20亿元。 对于软件服务收入不足6%的产业结构，南京并不满意。按照2006～2015年软件产业10年规划，“软件产品(含嵌入式系统软件)销售收入占总规模的35%，系统集成占总规模的35%，软件服务占总收入的30%”才是理想的结构。
近看2008年，南京软件销售收入的目标是460亿元，郑加强并不为此担忧，前几年南京引进的软件企业已陆续开始产生效益。这些企业既包括中兴、华为这样的大型国内企业，也包括IBM、微软、朗讯、趋势科技等一批全球500强软件企业。在2007年，仅落户南京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和中兴通讯的软件规模就分别达到27亿元和20亿元。
更何况，尽管目前南京已经有了300万平方米的软件园区，新园区的建设却并未停止，这将吸引更多的企业入驻。江苏软件园正在建设徐庄孵化研发基地和江宁吉山产业化及出口基地，前者定位于中小软件企业孵化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实验基地、国内外知名企业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后者定位于大中型软件企业生产基地和出口外包基地。
新方向的思考
国家软件出口创新基地、中国服务外包基地城市、国家动漫产业基地、国家软件人才国际培训(南京)基地，被认为是南京软件业发展的4张名片。
其实，外包并不是南京软件业的强项，2007年，南京软件外包企业有23家，比例并不大。南京数得上的外包企业有联迪恒星(南京)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南京富士通南大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和南京润和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它们入围了江苏省软件服务外包十强企业。另外，东软、萨蒂扬、文思创新、软通动力等软件外包企业已经落户南京，这有助于拉动南京软件外包的增长。事实上，南京市服务外包的重点发展领域软件外包、IC设计、后台服务、办公室支持、财务管理等五大块，能够享受扶持资金和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
另外，南京的一些软件企业开始思考怎样才能支持公司长远的发展。1997年成立的南京联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已经成为拥有3000名员工、30亿元人民币销售额的软件企业，这个自认为“中国最大软件应用企业”的公司已经将触角延伸到自主软件产品、服务与软件外包、现代信息服务业、高科技医疗器械、软件人才教育等多个领域。
联创的高级副总裁黄锡伟表示，最近，联创下属的研究院与江苏省科技厅合作展开了软件平台化的研究，考虑将软件产品构件化、组件化、平台化，让更多厂商基于联创的平台进行应用开发。他认为，这些研究对于构建大型应用软件中的核心技术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发展外包，还是促进软件企业的自主研发，都离不开政府和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除了发挥原有的各类公共平台的服务作用外，南京还在今年启动软件产业服务中心的建设。南京甚至成立了市软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由蒋宏坤市长担任组长，王咏红、陈刚两位副市长担任副组长，加强软件工作的组织协调。
而江苏软件园也在今年启动了总额为一亿元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其中至少30%的资金都将投向软件企业，那些主营业务突出、大而专的软件企业成为这个基金的重点关注对象。“无论是上市还是引入风险投资，都不能改变企业自身的发展方向，因此软件企业必须要形成清晰的经营战略。”这个基金的发起人之一表示。有特色、专业、持之以恒，仍然将是南京软件业的主要特点。
一个原本软件产业基础严重不足，城市规模与经济实力处于中等水平的城市，为何能在几近白热化的区域角逐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外软件名城中的样板？
大连样板
<计算机世界>报记者 高丽华
10年前从外包起步的大连软件产业，这些年一直低调行事，用大连市长夏德仁的话说就是“先替别人打工，先做小学生”。 9年后的2007年，这位“小学生”却高调向世界宣称: 大连要问鼎新领军城市。
这年6月20日，夏德仁在一个高层论坛上说: 大连要利用3到5年的时间成为全球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领域的新领军城市。
“学班加罗尔只能是我们的一个阶段性的目标，不是最终的目标。” 夏德仁说，“从城市本身的凝聚力和产业发展后劲看，大连肯定要比班加罗尔好。”
“超越班加罗尔”的想法是夏德仁与大连软件园那些跨国公司的经理人交流时产生的。“那些CEO经常跟我说，相比班加罗尔，他们更喜欢大连。说如果大连的人才够用，他们的公司完全可以从班加罗尔挪到大连来。慢慢地我就产生了这个想法，。”
2007年大连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产值215亿元，连续5年以年均50%的速度递增; 2007年国际数据集团(IDC)发布了用于评价一个城市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能力的“全球交付指数”(GDI)，大连被评为中国第一、全球第五; 2007年毕博咨询公司发布中国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发展研究报告，大连被列为国内最受服务外包企业欢迎的转移目标城市。
谋划转身
10年前，大连在国人中的谈资，除了滨海的老虎滩和棒槌岛外，大概只有万达足球俱乐部和一年一度的国际服装节了。当时，中国“大制造”独占鳌头，才露尖尖角的软件产业并没有被多少人真正看上眼。
那些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大家相互比GDP，攀比的结果就是匆匆忙忙上马制造业。大连改革开放前是座重化工业城市，高耗能、低水平的传统产业占了很大比重，如果再大量上马制造业，城市环境将不堪重负。“一个城市要讲究功能的平衡，产业与产业、产业与环境要和谐地发展，这是我们考虑经济转型的出发点。还有一个规律，就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在研究发展战略的时候，应该首先研究你的资源禀赋——你有什么资源？你的比较优势是什么？” 夏德仁谈及当年的选择时感慨万分。
当时的情况是: 南方一些城市的制造业已布局就绪，产业链非常完善，而大连的比较优势则在于人力资源和优美环境。大连有22所大学，28万在校生，这些条件与无烟的、绿色的软件产业之间有一种不谋而合的默契。如果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强调科学发展观，那么，软件与信息服务业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
大的方向定下后，大连选择了一条在当时看来“不合时宜”的路径——做“没有核心技术”的外包，而上世纪90年代末业界崇尚的是自主开发、自主品牌。夏德仁的想法是: 大连当然需要发展自有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但不是现在。
富有戏剧性的是，10年走下来，大连的软件外包不仅迈上了新层次(几乎涵盖了所有外包业务种类)，并且拥有了打入国际市场的自主创新产品。而那些当年高喊“自主开发”、“自有品牌”的企业，很多却已从市场上消失了。
产业是这样炼成的
外包之路并不轻松。尤其是大连把外包的首个目标国锁定为近邻日本，虽然可以发挥地缘优势，却也给自己找了个麻烦，那就是遭遇了全球“最挑剔的客户”。
这个“最挑剔的客户”让大连软件企业无一例外地经过了一个“炼狱”的过程。“炼狱”是一种苦难，也是一种升华，因为与“炼狱”相伴的，是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是企业向国际先进水平的靠拢，它让大连软件企业对“软件产品”和“软件开发”有了全新的认知。
“软件开发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学院型的，一个教授带几个研究生，没有什么东西做不出来，但100个教授做出来的东西是100个样子，出了问题只有他们自己能维护。第二种是研究所型的: 一个研究员，一个研究室，一个项目组，做的东西有了一定的课题规范，但这个规范只是项目的规范，推广和维护仍然受限制。第三种是企业做的产品——有产品工艺、管理规范、开发规范与维护规范。这种产品在全世界都能卖、任何人都可以维护，包打天下。做外包必须达到第三种境界。”大连海辉集团董事局主席李远明接受采访时说。
大连遇到的另一大挑战是人才。这些年全球软件市场需求的“井喷”与人才短缺的矛盾是困扰软件行业一个最突出的矛盾，“不愁单子愁没人”成了软件企业家们最棘手的问题。大连软件产业起步时，软件从业人员只有3000人，截止2007年底已逾6万，是10年前的20倍。大连的经验是“人才先于战略”，亦即人力资源导向的战略。传统的管理理念是战略决定组织，组织选择人员。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导向”正好反了过来——人才先于战略。
夏德仁回顾: 大连最明智的一步是在软件产业发展之初就确立了人才先行的基调，建立起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互动的格局。“大连软件园建园的第一锹土是东软信息学院奠基仪式。” 时任大连市长的薄熙来为东软信息学院奠基铲下第一锹土的时候表示，大连不仅要生产软件，还要生产软件人才。截止2007年6月，大连每年能向社会输送的软件人才超过一万人。大连打赢了人才这一役。
官助民办的软件园
大连软件产业战略走的是一条“从软件园到软件城”之路，即通过集中力量建软件园来旺盛人气、集聚企业，带动整个城市软件产业的发展。
软件园故事最大的亮点是“官助民办”的模式，即由政府给牌子、给政策，具体项目的投资与运营，则交给企业运作。“官助”重在一个“助”字，软件园建设和经营的落脚点是“民办”，而“民办”的机制是市场的机制。
“官助民办”体现了制度的力量。有了这个制度，也才有了做软件的东软总裁刘积仁与做房地产的亿达集团董事长孙荫环的“孙刘联盟”。孙荫环负责软件园的基建: 把房子盖起来，把环境建设好; 刘积仁则担纲软件园第一位演员，而以夏德仁为代表的政府方则负责软件园产业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从城市发展的大视角筹划软件产业舞台的搭建。
“官助民办”制度还成功地托起了一个执行团队——负责软件园运营与日常管理的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隶属于孙荫环的亿达集团)。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高炜告诉记者，他们在创业中爆发出来的激情与智慧，很大程度上是被官助民办的机制激起来的: “民办的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每一分钱都要掏老板自己的腰包，因而每走一步路都惦量再三，每做一件事都求最好，不敢有丝毫懈怠。”高炜的老板孙荫环说得更直截了当: “一旦第一笔资金投下去，我们的身家性命也跟着投下去了。”在这种压力下做事情，人是无法懒散的，此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
在与官办园区的不平等竞争中，高炜他们被“逼成了服务专家”，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与生存的空间——那就是走向综合服务方案提供商，既包含星级物业服务，又包含高层次专业增值的“双栖概念”。而所谓专业增值则包括人力资源解决方案、外包解决方案中心、基础设施解决中心等多个服务体系。“也不用夸张地说我们的觉悟有多高，这其实是一个利益链接，我们服务得更好，客户才会对我们更忠诚，也才会更多地租我们的房子。”
曾有人纳闷，为什么软件园房租的价格在大连软件物业中并不占优势，众多软件企业尤其是那些世界500强企业却对这里青睐有加，趋之若鹜，软件园的房子“盖一批就满一批”？奥秘当然不是客户有“喜贵”的癖好，而是其综合增值服务模式让使客户感到物有所值。
甲骨文大连全球支持中心总经理王文辉评价:选定这里，是因为软件园奉行的客户服务理念可以让其专心做自己的业务，“其他所有的问题都由软件园解决，用不着我们操心”。
城市一大步
大连“举全市之力发展软件与信息服务业”，给这座城市带来的不仅仅是软件产值连年高达50%的递增速度，更有一个高科技产业对一座城市的全方位拉动，此可谓“产业一小步，城市一大步”。
福利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外部性”(又称“外在效应”、“溢出效应”)原理，说的是某个经济主体(个人、企业、产业等)的生产或消费活动，会对其他人、其他产业乃至整个社会产生效应。这种效应可以是有益的、无偿增进第三方福利的， 即所谓的“正外部性”; 也可以是有害的， 即所谓的“负外部性”。
软件产业给大连经济带来的“正外部性”是显而易见的。
最明显的拉动是对GDP贡献。1999年大连软件和信息服务产业增加值对名义GDP的贡献率为0.38%; 到2007年上半年居然达到4.59%，增长了12倍还多。
还有对酒店、旅游等服务业的拉动。往年大连作为一个旅游城市，酒店的淡旺季是很分明的，淡季里客流量下降得厉害。而当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起来成为支柱产业后，“商务型”客人一下子多了起来，这类客人可不分什么春夏秋冬，整日带着业务飞来飞去的，酒店的淡旺季之分也被淡化了。 大连市政府办公厅提供的一个数据是: 南方航空公司每出100张公务舱的机票，就有40张来源于大连高新园区的软件公司。
从中受益的还有大连的房地产、港口码头、物流运输、金融服务、城市消费、传统制造业，以及大连人的就业(尤其是大学生就业)等方方面面。近年来大连大学生就业率持续增长，2006年应届毕业生就业率达71%，2007年升至78%，同比增长7个百分点。其中IT相关专业接收数量激增，2006年接收IT相关专业毕业生13324人(多数进入软件服务外包企业)，比2005年增长23%。
高炜认为，软件和现代服务业对一个城市经济的拉动是一个链式反应，具体到大连，“我们现在看到的拉动只是冰山一角”，过5年10年再来看，你就会发现它将表现出越来越多的“正向增量”，溢出的价值会大得多，其意义也将远远超过我们今天对它的评价。
评论：软件三城模式之辨
成都、大连、南京三大软件名城的快速发展，彰显的不仅仅是这三个城市的眼光与魄力，更有中国人在全球化分工中重新定位的智慧和决心。基于此，“软件三城记”的意义注定要超出这三座城市本身，成为人们剖析中国迎接全球化第二波(信息与服务业大潮)进程中的窗口和范本。
这几个城市故事中普遍适用的经验大概有这样几条:
第一条是对市场的尊重。譬如大连软件园的“官助民办”; 譬如成都与北京、上海等地区形成一种“前店后厂”的合作格局等等。这儿要注意区别“形式”与“实质”——“官助民办”只是形式，实质是政府对市场的尊重。
第二条是对机遇的敏感和务实的态度。从全球化视角来看，这三个城市的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搭上了“全球化的产品内分工”这班车。当今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产业分工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过去的行业间和产业间的合作深入到了产品间——把一个产品内部不同的工序、不同的零部件打开、拆散，把它们分布到全世界去做。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的全球大迁移浪潮就属于这种情况。机会来了，想方设法抓住它，就是在全球化分工中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第三条是能在关键时刻抓住关键问题予以突破。譬如大连在软件园启动之时确定官助民办模式，为软件园走向成功确立了一个好机制。对人才问题的解决更显示了大连的远见与雄心。软件园建立之初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东软信息学院，培养人才，之后政府出台的一系列人才培养与鼓励政策都十分到位，“牵住了牛鼻子”。
当然这几个城市的故事中也具有不可复制的个性化。譬如“官助民办”，不是说政府出台这么一个机制，软件园就一定能成功。这里除了政策配套的问题外， 还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让大连官员和企业家备感自豪的软件园的产业集聚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城市。
以南京市为例，其软件产业格局就相对分散，既有高新区与开发区里的软件园，也有位于城区中心堪称CDB的软件园，还有分散于各个行政区里的软件园。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和南京软件产业底蕴有关，又和南京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广泛分布在全市各处有关。
同样以外包为主，成都模式与大连又有很多不同。成都的外包不是从对日外包做起，也不是大连那种BPO业务流程外包，而是以编程为主的ITO外包。成都给自己的定位是“中国软件外包工厂”。其业务以“二包”为主，凭借当地“软件蓝领”的低成本，与北京、上海甚至印度形成一种“前店后厂”的合作格局，客户来源相当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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