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反腐败仍是网络舆论焦点之一

　　党和政府多次昭示反腐败的坚强决心，制定了一系列富有操作性的铲除腐败的政策措施。陈良宇社保基金案从2006年爆发后到2007年，从新闻跟帖到BBS论坛的反馈看，中央的严肃查处措施受到网民的热烈拥护。2007年，网络舆情关注的其他涉腐涉黑案件，还包括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案，青岛杜世成案，11名情妇携手告发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庞家钰贪腐案，济南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段义和指使人用炸药炸死情妇案，以及唐山杨树宽黑社会团伙装甲车上街敲诈案。贪腐官员的贪婪和可悲下场不仅受到网民的道义谴责，而且成为网上带有喜剧效果的拍案惊奇演义。

　　7. 政治理论问题的讨论与和缓结局

　　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要同步推进，这是知识界与党政干部的普遍共识，同时这个问题又具有很大的敏感性。2007年，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关注形成了一个小热点，讨论主要在知识界与部分党政干部中进行，没有向全社会扩散，言论趋于理性，不像上世纪80年代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议论尖锐。

　　2007年２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中国人民大学前副校长谢韬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的前途》，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文中倡议放弃前苏联式的意识形态，改循“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谢韬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

　　我党我国如只在经济上改革开放，而不使政治体制改革紧紧跟上去，我们真可能重蹈蒋介石国民党在大陆走向灭亡的官僚资本主义道路。”此前，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已在网上流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书《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在2007年1月26日、2月2日、2月9日，连续三周入围《新京报》学术类图书排行榜。4月，《炎黄春秋》又刊登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之子陆德的文章《陆定一晚年的几个反思》，称陆定一生前主张“公众及媒体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再次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前《解放日报》呼唤《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系列评论作者皇甫平，在网上撰文《越南改革值得关注》。

　　这些文章在凯迪社区、强国论坛等BBS时政类栏目中被广泛转帖并引起议论。对于这些牵涉到改革进程和政治社会稳定的敏感问题，政府采取了比较谨慎的舆论导向措施，一方面通过BBS管理为有关议论降温，同时不搞政治“大批判”，避免激化思想对立。5月10日《人民日报》通过答“北京读者时理”问的方式，坚持中国改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立场。答读者问文章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立足于国情、又适应时代，是我国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在某些方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和发展道路，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

　　文章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这次有关“民主社会主义”的议论处理得比较和缓，表明政府对于意识形态问题趋于成熟的舆论引导技巧，同时也是政治上具有自信心的表现。

　　8. 网民“仇富”心理未找到燃点

　　在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近年来仍有扩大趋势，新富阶层某些人的挥霍性消费，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蔑视和权利侵占，在互联网上极具煽情因素。多次发生的富人驾驶“宝马”和“马六”撞死平民事件，使这些汽车品牌成为寄托一些网民“仇富”心理的符号。

　　2007年网上没有流传贫富对立的重大恶性案件，但不代表网上“仇富”心理已经消解。媒体流传，湖北襄樊一批贫困大学生受女企业家捐助，部分受助人从未给资助者写信汇报学业，有的受助者对媒体诉说登台与捐助人共舞一曲《感恩的心》时自尊心受损。这条消息被新浪网转载后，短短一天时间里，评论跟帖1万多条，成为当天跟帖最多的新闻。部分贫困生心理上“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贫富鸿沟造成他们缺乏一种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的“阳光心态”，在网上引起无限感慨。

　　9. 民族主义情绪相对平和

　　前几年，受国内外复杂因素影响，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先后出现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民间反日风潮、保卫钓鱼岛等惊动海内外的事件，也出现过演员赵薇军旗装、日本人珠海嫖妓、抵制台湾歌星张惠妹演出、耐克广告被禁、薛义东京机场抗议等民间事件。2004年和2005年是民族主义情绪高发阶段。

　　在政府和民间的引导下，2007年民族主义情绪相对平和，没有发生引发国内外媒体关注的重大排外事件，小波澜则时有发生。麦当劳新品“沙辣”广告，请来一名台湾女影星拍摄，因其有过亲日言论受到大陆网民的抵制，最后麦当劳广告被迫撤掉她出演的镜头。美籍华人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上映后，中国内地观众对于影片中的情色元素以及有没有美化汉奸，有一些议论。网上流传一些大学生给文化部长的公开信，以“愤青”的姿态，历数《色?戒》、国内“超女”选秀、韩国《大长今》、好莱坞大片、港台垃圾片，还有日本色情片和动画片为“滥俗文化”、“黄奸毒”文化，要求组织非官方的“红色文化护工志愿团”。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格局下，如何应对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克服文化排外情绪，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是一个牵涉民族感情更需要以科学理性对待的新课题。

　　三、政府对互联网舆情的反馈与引导

　　1. 互联网成为治国理政新平台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和谐社会建设文件提出：通过互联网，拓宽社情民意表达渠道，搭建快速广泛的沟通平台，政府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

　　胡锦涛同志已经先后视察东方网、中国军网，审定过人民网的“强国论坛”网友管理条例。2003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非典”防治工作的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

　　2004年11月，温家宝总理依据互联网信息，对建筑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作出批示，表明社会弱势群体的疾苦和呼声通过互联网得到政府高度重视。2007年春节，不少地方的党政领导人上网拜年，包括河南、湖南、江西、吉林、广西、陕西、甘肃、天津、新疆等省市区，以及开封、漯河、防城港、崇左、玉林、百色、如皋等市。不少官员对网络舆情表现出清醒的认识，遇到网上议论声起，不是急于封删堵，而是重在及早澄清事实、表明立场、引导舆论。

　　湖南的宣传官员就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念——发生新闻是第一位的，发表新闻是第二位的；“堵了一个记者的口，堵不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了所有记者的口，堵不了互联网上网民的口”，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消除出现“负面报道”的源头，是唯一和最重要的。中央外宣办不断提醒地方和行业政府主管部门，处理突发事件时要改变对互联网“不理、不用、不管”的现象，尽早讲、持续讲、准确讲、反复讲，提高舆论引导水平，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求共识，在多变中谋和谐。

　　2.山西“黑砖窑”事件与中央政府的视民如伤

　　2007年，是中国政府继2003年实施包括网络舆论在内的全民动员，成功击退“非典”之后又一次对互联网舆情做出有力回应并取得积极效果。这一次是山西“黑砖窑”。“黑砖窑”事件在短期内引起广泛关注和巨大感情波澜。以凯迪社区·猫眼看人为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平均回复数30.0，平均浏览数高达1662，远高于其他事件（重庆“钉子户事件”平均跟帖9.2，平均浏览数262）。就互联网内外舆情民意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互动而言，它构成了较为完整的舆论推动和监督政府解决紧迫民生问题、化解公共危机的经典案例。

　　2007年6月5日，河南一位沦落“黑砖窑”后获救男孩的亲属“中原老皮”在大河网的“大河论坛”发帖，题为《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7天后点击率达到31万。帖子说，河南的一些孩子在郑州火车站、汽车站等地被人贩子诱骗或强行拉上车，卖到山西的黑砖窑做苦工，山西临汾市、永济市是窑场比较集中的地方。6月7日该帖被转载到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天涯”论坛，6天后在天涯社区的点击率达到58万，并有3000多篇回帖。6月7日《山西晚报》刊发洪洞县“黑砖窑”案报道《黑砖场里，他们过着“奴隶”生活》，并配有31名奴工惨状的照片，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

　　从2007年6月11日起，“黑砖窑”事件成为国内各大门户网站头条新闻。《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等传统媒体跟进报道，黑砖窑事件进一步在网民中形成高潮。电视台记者陪同一些河南父母前往山西“黑砖窑”，寻访和解救被强迫劳动的儿童时，未能得到当地政府尤其是警方的得力帮助。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出现后，引起了网民的巨大愤怒。

　　网络舆论的强烈呼声，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王兆国对“黑砖窑事件”做出批示。全总书记处书记、纪检组长张鸣起赶赴山西现场，督促查处该案件。接着，胡锦涛、温家宝、吴官正、李长春4位政治局常委对“黑砖窑”问题做出重要批示，中央工作组从全总一家增加公安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中央联合工作组，最高人民检察院也派出检察官前往山西调查“黑砖窑”背后的渎职犯罪。

　　在中央强力干预下，山西紧急部署“打击黑砖窑主、解救被拐骗农民工”专项行动。显然，没有网络上强大的舆论压力，没有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解救这么多被拐骗农民工和未成年人。

　　对于“黑砖窑”事件，一些政府部门曾经避重就轻，定性为“非法用工”，似乎只是一件普通的“劳资纠纷”，引起网络舆论大哗。例如，“野蛮的早期资本主义，毫无人性的奴隶主义，卑鄙贪婪的官僚封建主义。”（网友王占阳）“黑砖窑事件是全社会的集体沦落，政府与黑窑主打手同罪！”（猫眼看人）。这个定性不当，成为“黑砖窑”事件曝光以来第二个民意沸腾的高峰。2007年6月20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严正指出：山西“黑砖窑”不仅存在严重非法用工问题，而且存在黑恶势力拐骗、限制人身自由、强制劳动、雇佣童工、故意伤害甚至致人死命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会议要求“依法惩处犯罪分子，严肃查处有关工作人员的腐败和失职渎职问题”。这个中肯的判断得到全国舆论高度认同。

　　从2007年6月14日开始，门户网站根据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要求，正面报道党和政府解救“黑砖窑”受害者的大规模行动，在突出位置发布新闻，反映政府解危济难、严惩黑恶势力、追究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决心，增强了民众对解决问题的信心。

　　在这个事件中，中央政府与民意和媒体的良性互动，可以抵消现行社会管理体制的低效率和某些人为阻碍，促进解决人民群众最急迫、最痛苦的问题。对于中央领导同志批示、中央工作组进驻山西，以及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事件定性，媒体和民意的评价都是相当积极的，普遍认为是中央继果断处理“非典”事件后又一次深得民心的明智措施。“新闻报道和评论、民众情绪及诉求，还有官方态度及行动，正是这三者的互动促成事件不断向前向深入发展。”“只有政府、媒体和民众之间建立了紧密的互信互动关系，公共事件才能成为汇合全社会力量的公共事件：既不是民间潮涌的愤怒情绪，也不是政府关起门来孤军作战。”（《南方都市报》）

　　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新年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就是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胡锦涛总书记在主持集体学习时提出：加强网上思想舆论阵地建设，掌握网上舆论主导权，提高网上引导水平，讲求引导艺术，积极运用新技术，加大正面宣传力度，形成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在2007年，中央政府率先垂范，及时把握和妥善引导网络舆情，“黑砖窑”事件与前些年的孙志刚案、全民抗击非典一样，因为切实履行胡锦涛总书记所倡导的“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而值得铭记史册。

　　3.“黑砖窑”事件与地方政府对网络舆情的迟钝

　　相对于中央政府的为民做主、力挽社会公平正义，以及对网络舆情的高度敏感，山西一些地方的政府对“黑砖窑”事件表现出惊人的迟钝。

　　据《南方周末》报道：“舆论风暴已经开始，外界已酝酿惊涛骇浪，而风暴的核心区，一片平静，洪洞的官员们几乎无人知道。”

　　2007年5月27日，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在曹生村砖窑发现了31个被强迫劳动且饱受虐待的农民工，而且有一个痴呆民工之前被打死。

　　2007年5月28日，洪洞电视台播放了这个新闻，但没有引起各方注意。

　　直到8天后，2007年6月4日，洪洞县劳动局长才找到一名副县长，副县长随后向县长孙延林电话汇报，孙指示去了解一下，这是作为县长的孙延林“第一次知道”。当天下午，这名副县长到镇上了解情况，并在第二天跟孙延林汇报。而就在这一天，河南大河论坛出现《罪恶的“黑人”之路！孩子被卖山西黑砖窑/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的帖子，随后被多个网站转载。

　　2007年6月7日，《山西晚报》刊登曹生村砖窑发现奴工的报道。这一天，山西省公安厅网络监察处注意到，400位父亲泣血呼救帖已被转帖到“天涯杂谈”头条，引起各大网站迅速转帖和网民关注，而《山西晚报》的稿子也已经到了一些网站的头条。不过，洪洞县县长、广胜寺镇镇长都没注意这个新闻，他们说当时很忙，没能上网。政府还在按惯有速度处理问题，而从这一天开始，互联网舆论风暴高涨，形成“狂潮”。

　　2007年6月8日早8点半，刚上班的临汾市委办公厅官员在网站上发现了关于洪洞黑砖窑事件的报道，随即给在外地的市委书记王国正打了电话，“王书记有些吃惊，问，有这种事？”当天上午，一名市委副书记召开了会议，要求工会和公安部门了解情况。

　　随后的两天，洪洞县那名副县长搁下“黑砖窑”，一直在陪同一个环保工作组。

　　2007年6月10日，洪洞县长孙延林竟然对这一切浑然不觉，赴京参加一个会议。

　　2007年6月14日，中央电视台开始揭露山西“黑砖窑”事件，当天的山西新闻节目却全是“一派大好”的正面新闻，没有一条“黑砖窑”新闻。

　　正如山西省省长于幼军接受采访时所说，这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员的“麻木”。在全省“进一步整治非法用工、打击‘黑砖窑’专项行动及督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于幼军对“黑砖窑事件”进行了深刻反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和教训在于没有敏锐把握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及时作出正确的回应”。在公安机关开始查处行动之后，没有及时披露信息。当网上出现对“黑砖窑”的各种议论，乃至不实传言时，政府和警方又没有及时回应，予以澄清。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责成山西省政府做好“黑砖窑”事件查处和善后工作后，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多次在公开场合代表省政府对“黑砖窑”受害者及其家属做出道歉，向全省人民检讨，还表扬了媒体在“黑砖窑”事件中发挥的“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于幼军通过市场化媒体《南方周末》，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媒体公关。《南方周末》2007年7月5日发表记者专访《山西省长于幼军谈黑砖窑事件：希望善待山西人》和新闻调查《山西黑窑中，官员在做什么》，向读者转达省政府对于网络、媒体和群众举报所涉及的失职渎职腐败行为“有案必查，查实必处”的宣示，同时试图用第一手材料分析“农村基层政府管理不到位/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基本失察失控/干部素质不高/失职渎职腐败行为/纵容包庇”等现状，以及社会道德滑坡、国民劣根性等深层次问题。地方政府在网络舆情狂潮的冲击下力挽狂澜的努力，值得肯定。

　　4. 媒体从业人员“黑砖窑”事件问卷调查

　　“黑砖窑”事件司法宣判后，北京华闻在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在“华政通”网站（www.infomix.com.cn）上，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太原等地46名从普通记者到副部级媒体从业人员做过一份问卷调查。

　　受访者对中央政府在这次事件的决策给予高度评价，较多地认同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黑砖窑”事件的定性；对山西省政府和市县一级政府，越往下批评越多；多数人指责基层的公权力在这次事件中作秀、被动敷衍、不作为、腐败和犯罪。对于在该事件中的媒体表现，受访者把“天涯论坛”与电视台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高达97%的受访者认为，互联网促进和极大地促进了事件的解决，是事件得以解决的关键因素。对于网民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的“良知/正义感”，给予充分肯定。对于政府此次舆论导向，42.2%表示适度，31.1%觉得宽松，只有15.6%觉得管制过严。

　　对山西“黑砖窑”事件的看法

　　事件性质

对中央政府评价（复选）

对省政府评价（复选）

对基层政府评价

对执法机关（公安/劳动）评价（复选）

对社会道德/国情评价（复选）

　　 对网络舆情和舆论导向的评价

表现优秀的媒体

　

舆论导向 媒体管理

　

网民（复选）

　

互联网对事件的解决和社会民主化

　　四、互联网舆情的偏差与网民“自治”

　　1. 互联网舆情的偏差

　　互联网舆情是社情民意中最活跃、最尖锐的一部分，但网络舆情还不能等同于全民立场。

　　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迅速普及，新闻跟帖、论坛、博客的出现，中国网民们有了空前的话语权，可以较为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与感受。但由于网络空间中法律道德的约束较弱，如果网民缺乏自律，就会导致某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比如热衷于揭人隐私、谣言惑众，反社会倾向，偏激和非理性，群体盲从与冲动。网络舆情反映社会事物容易出现偏向性。

　　究其原因：

　　第一，传统媒体注重主旋律宣传，以正面事件为主，表现社会积极向上的一面。对一些负面新闻，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报道较少。公众长期在传统媒体看不到负面消息，于是，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时，互联网就是人们了解事实真相的第一选择。网民不但是网络舆论的受众，还可以成为网络舆论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但他们又不具备媒体的专业素质，经常难以分清新闻事实与传言甚至谣言，自然会出现事实性的偏差。　第二，网上一些较权威的论坛和个人博客里，有一些资深网友扮演了传播学上的“意见领袖”角色。在一些复杂的现实问题难分伯仲的辩论中，他们的观点往往能左右网友的最终价值判断。有时“意见领袖”的意见并不完全客观正确，却能引导整个网络舆论的走向，导致了网络舆论的偏向性。

　　第三，商业性的网络媒体在刊载某些新闻报道与观点文章时，为了商业利益，经常使用夸张的标题、夸大的事实来吸引观众的眼球。有专家指出：如果说传统媒体的把关逻辑是“只有……才能发布”，有些网络媒体的把关逻辑就是“只要不……就能发布”。这样，互联网就形成了自身的媒介文化体系，其直接后果是：把关不严，甚至有意纵容，信息的鱼龙混杂在所难免。

　　网民往往会带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来捍卫自己的价值立场。网上的意见容易呈现两极化，极端地赞同或者极端地反对。比如新闻留言板中的辩论，则往往充斥着大量的极端表达，一旦形成观点交锋，辩论的双方经常转变成毫无意义的口水战甚至人身攻击，偏向性更为严重。在中国，1.6亿网民毕竟只占13亿人口的12%；即使是在网上积极发言的网友，也不能代表全体网民，由于个人的习惯偏好，网上还存在着相当一部分“沉默”的观众。我们不要因为网络舆论的一触即发和尖锐泼辣，就把它误认为是全民的意志。

　　美国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菲利普?J?克劳利说过，“对美国政府来说，一个24小时的电视新闻网意味着政府不能在任何事件上采取回避或者拖延的态度。但是，美国政府也不能对媒体的报道有任何过度强烈的反应，因为我们不能排除新闻报道失实的可能性。对政府来说，最重要的是适应媒体环境，并且尽快地对突发事件作出反应。”在互联网时代，对网络舆情尽快做出反应，同时不被互联网牵着鼻子走，响应舆论又引导舆论，是一种明智的态度。

　　2. 警惕“网络暴民”现象

　　当网络舆论与社会事实偏向严重时，就会出现“网络暴民”现象：在一些引起网民反感的事件中，网民群体性地聚集，自以为怀着正义之心，对当事人实施“网络暴力”，包括公布当事人隐私、电话骚扰、现场骚扰等，出现一种奇特的“集体无宽容”现象。

　　中国网民群体的特点，更容易诱发“网络暴力”的出现。中国网民中，30岁及以下的超过了7成。这个年龄段正处于人生中充满憧憬与梦想的阶段。大部分人都心怀正义、充满激情、好奇心强，强烈期待融入社会，热切希望表达自我，并表现出积极的参与性。但是这一年龄段的人涉世未深，很难摆脱青春期特有的冲动与激情，容易在群体的兴奋中忘记理性地制约自己。

　　中国网民中，正在读高中、中专或大专的年轻人占网民总数的一半以上，缺乏完整的教育背景，使其思想认识水平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理清事物背后复杂的社会和心理动因，习惯于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惩罚他们认定的“坏人”。他们很难对自己在“善良动机”下所导致的行为后果做出全面客观的估计等等。在网上讨论某一事件时，极端、辱骂、非理性的声音容易占据主导地位，相反，网上那些理性、客观的声音得不到支持，其他网民的响应度低，显得势单力薄，甚至还招致批评和攻击。

　　2007年，“网络暴民”现象又有升级，由在网上公布当事人隐私变成了现实生活中对当事人的人身攻击。例如，2007年5月各大微视频网站上相继出现了一段画质粗糙的视频。画面中一个男生走上讲台，肆意摘去老师头上的帽子，表情嚣张。课堂里笑声不断，粗言滥语不绝于耳。但讲台上的孙老师仍然坚持为少数听课的学生讲课。视频发布的当晚，就有超过5000名网友同声谴责。

　　不久，网友们查到视频所在的学校是“北京海淀艺术专科学校”，该校网站的论坛立刻被黑客攻陷。2007年5月28日，数十余名网友寻踪而来，围堵该校的校车，拍打车窗要求视频中的辱师学生下车，场面十分混乱。警方赶来维持现场秩序。而这一切都通过网络进行了现场直播。冲突的原因其实很简单，网民看到学生侮辱老师，而当事的老师又是如此宽容地对待侮辱他的学生，心中嫉恶如仇的正义感被激发出来。当他们觉得语言谴责过于苍白无力，仅仅“网上谈兵”不足以让“恶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时，他们便觉得有必要把愤怒的情绪从网上下载到现实中来，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展开对当事人的追讨与打击，打骚扰电话、现场声讨等带有软硬暴力性质的行为。网民在自以为是地“伸张正义”的同时，却忽略了自己正用与“恶人”无异的手段，给别人带来过度伤害。

　　我们不妨反过来看，网友围堵校车拍车窗的行为，与学生上课去揭孙老师的帽子，本质上是没有二致的。在上述事件中，“网络暴力”是这群年轻网民具有表演色彩的一次“集体狂欢”，他们“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通过将“恶”投射到别人的身上，并将自己化装成神圣正义的代言人，他们获得了某种道德优越感，并在集体的强大力量里暂时忘记了自己深深的无能感。然而，不管校方做出何种反应，当大众和媒体对此事失去了兴趣的时候，事情将很快得到平息。无论如何，少数年轻网民的“网络暴力”现象反映出网民的道德自律亟待加强。

　　值得欣慰的是，在南京彭宇案上，网民普遍的态度是激烈而不偏激，这在近几年的网络事件中是不多见的。多数网友支持彭宇上诉，并号召为彭宇募捐，但是并没有因为鼓楼法院的宣判引发争议而将矛头直指司法制度本身——在彭宇事件中，“网络暴民”似乎偃旗息鼓，这其实也是网络文明进步的一大体现。

　　3. “意见领袖”的突出作用

　　传播学认为：观念的习惯是经常先从报刊、电视流向“意见领袖”，然后再流向人口中那些不大活跃的部分。互联网上的“意见领袖”身份林林总总，他们之所以成为“意见领袖”，受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影响很小，而多是单纯地由于他们在网上的言行及观点形成的“领袖身份”。

　　这就使网络的“意见领袖”具有更强的草根性、流动性和号召力。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对于热点社会事务、公共话题，非媒体专业人士也有资格发言，与大众分享他们的智慧、学识和价值观。这些民间身份的观察家可能比传统报纸和电视台对于公众的影响力更大。他们对政府应对举措不乏尖锐批评，同时对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对于道德文化建设和“国民性”的现状，也有深刻的剖析。

　　以“山西黑砖窑事件”和“重庆钉子户”对比为例，可以明显地看出“意见领袖”对网络舆情的作用。我们对凯迪社区?猫眼看人原帖/跟帖/浏览情况进行分析，得出“黑砖窑”事件中网民更依赖专业人士的意见，原帖少、浏览/跟帖多，意见高度集中；而重庆“钉子户”事件，意见多来自于普通网民，原帖多，浏览/跟帖相对较少，意见分散：

　　政府需要找到恰当的方式，与“意见领袖”进行沟通，引导他们理解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理解政府解决种种复杂问题的基本思路和实际操作，让互联网中的“意见领袖”与党报、国家电视台一道，成为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桥梁和纽带。

　　（此报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专题报告，由北京华闻在线撰写。作者祝华新系华闻在线总编辑；胡江春、孙文涛系华闻在线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