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中旬，Google(谷歌)公司在上海的工程研究院正式对外开放，专注于移动搜索; 7月30 日，甲骨文宣布继北京、深圳后，在上海成立中国的第三家研发中心，而甲骨文在亚太的研发中心总共才7个; 8月7日，奇梦达在苏州成立研发中心; 8月22日，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宣布，将于2008年底之前大力增强其成都研发中心的研发实力，根据计划，成都研发中心将成为诺基亚西门子通信公司全球最大的研发中心之一……
外企“中国研发潮”继续涌动，并且来势凶猛。“到中国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跨国公司把工厂搬到了中国。而从上世纪末开始，外企的研发机构纷纷登陆中国。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实验室”迈进。
据商务部的消息，截止到2006年10月，在华外资研发机构超过了980家，而2001年前这个数字不超过200家。而且，这种外资研发投资的热情在未来数年有进一步升温的可能。联合国贸发组织2004年的调查显示，全球最大700家跨国企业中已经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的比例达到35.3%，仅次于在美英等国的设立比例，印度则为25.0%。在2005年～2009年的投资计划中，约61.8%的跨国企业把中国作为首选的研发投资目的国，超过了美国(41.2%)和印度(29.4%)。
中国研发热潮汹涌的背后，暗藏着哪些驱动力？中国的角色，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中国智慧”闪烁“微软亚洲研究院是我最好的投资之一。” 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曾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过。这一评价让包括微软亚洲研究院副院长王坚在内的很多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自豪不已。王坚本人也曾因为数字墨水的发明有机会和比尔·盖茨多次会谈。
位于中国北京中关村的微软亚洲研究院正在日益成为微软内部举足轻重的“智慧的来源”。2007年，微软强力发布的2007 Microsoft Office system, Windows vista及Exchange Server 2007。在这三大重量级产品中，处处闪现着来自中国的创新智慧。这些引人注目的新功能中，包括完全在中国完成基础研究、技术孵化到产品开发的技术Windows Vista TTS，本地开发的为东亚市场服务的英语助手，适应中国传统习惯的Office 2007中文书法 ，参与协作的Outlook移动服务，由微软亚洲工程院负责开发的Windows Vista中的Games Explorer、Exchange中的Outlook Web Access等等。
事实上，中国的研究人员参与到全球革命性产品的创新中，并不乏例子。7月11日，甲骨文全球发布的数据库产品11g具有400多项新功能，其中部分是由中国的研发人员开发的。11g被认为是甲骨文有史以来最为创新的产品。
但更多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地区研发的具体贡献很难去量化。IBM大中华区首席技术官叶天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我们很多项目是全球协作，项目组里有欧洲和东京的实验室人员、美国的研发团队。要具体算某一项目专利中有多少来自中国，其实很难。”
1995年，IBM中国研究中心成立，成为了外企较早在中国成立的研发中心之一。语音是IBM中国研究中心的一个重点研究方向。在十多年的研究中，围绕着语音有3个主流方向，包括桌面机的应用、服务器端的应用(包括服务器端的语音合成)、嵌入式应用。很多日本厂商购买IBM中国研究院的嵌入式软件，支持车上应用。“IBM做了30年语音技术巨人，我们做了10年研发，专利共有300多项。无论从技术，还是功能来讲，大概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胜过我们。” 叶天正说。
中国正在成为跨国企业研发链条上不可或缺的一环。SAS是商业智能(BI)领域的领头羊。SAS(赛仕)软件研究开发(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3月。其前身SAS北京研发中心作为亚太区研发中心的一部分，始于1998年。SAS研发中心总经理刘政接受采访时说: “从SAS拿手的BI业务，到中国研究院主持研发的亚洲语言排列技术， 北京的研发中心覆盖所有的SAS研发。中国对SAS的研发来讲是一种补充。”比较近邻印度，中国在整个SAS研发体系中承担的角色，刘政说，我们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印度则扩大了SAS产品的市场覆盖率。
跨国公司的同行对“中国脑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微软研究院副院长王坚曾自豪地告诉记者说: “一个在美国工作的同事说，与你们亚洲研究院合作的东西比和我们美国本土的研究院合作的更多，而你们与比尔·盖茨的关系比我们还要亲密。”
随着中国研发人员能力的提升，他们的地位也与日俱增。在那些外国老板眼中，这些研究院中的中国“芯片”将逐渐成为他们整个研发机器中最有价值的部件。
握手成拳 网状研发
7月底，甲骨文宣布在上海新成立研发中心，该研发中心将对普适计算机和Web2.0技术等新技术进行研发。之前，甲骨文在北京、深圳已分别成立了两家研发中心。
甲骨文只是一个小缩影。跨国公司在华的研究机构已经呈现跨地区、多层面、多元化研发的趋势。比如，英特尔在北京开设有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研究领域包括微处理器技术和通信技术)，在上海成立英特尔亚太区研发有限公司(兼有先进产品的开发能力和市场推广能力)和英特尔中国软件中心，在深圳则成立了英特尔亚太区应用设计中心。IBM在中国除了中国研究院外，还有IBM软件开发中心等。
“从基础研究到产品开发、设计，外企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已经覆盖了研发的整个链条。”一位分析师认为，这种跨区域、多层次的研发，使得外企能对中国研发资源能“一网打尽”。
2006年1月18日，微软在北京正式成立微软中国研究开发集团(简称: 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微软中国研发集团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微软中国研发中心、微软中国技术中心、微软互联网技术部(中国区)、微软亚洲硬件技术中心，及其他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各类产品研发机构组成。由微软公司全球副总裁张亚勤博士担任集团总裁，协调微软在华的研发。尽管大多数的研发机构都是独立运作，但成立集团模式，由专人去协调，颇有“打造研发航母”的气势。
如果说原先外企在华设立一家研发机构只是一个“手指”的话，那么，现在外企在华的多个研究机构逐渐形成了一个手掌，多个研究和研发中心互相协作，重拳出击中国的研发市场。
很多外企中国研发机构的负责人有雄心勃勃地在中国扩张的计划。SAS研发中心总经理刘政向记者透露说，除了北京的研发中心外，SAS计划在上海以及西安成立新的研发机构。“这样能更接近市场，能吸引到更多的当地的优秀人才。”
易观国际分析师认为，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在研发生态环境上的差异，使跨国企业当地研发机构的角色和使命各有不同。比如北京高校云集，成为了研发中心的首选，研发范围覆盖软件、通信设备、PC等各项IT领域。上海是IT巨头选择无线产品研发的重要城市，成都和南京是近年新兴的软件城市，因政府给予来华投资的外国企业很好的优惠政策，包括减免税收、园区租用费等，成为了设立软件开发中心的重镇。“外企研发机构要考虑到所要设立研发中心的城市与竞争对手、产业链上下游厂商所研发领域的匹配性。”
不但在中国的这些研发机构间各司其职、互相合作，中国的研发机构与其他地区的研究中心也互相协作。IBM前全球研发的负责人保罗·霍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说，IBM在全球有8个研究中心(IBM中国研究院是八大之一)。IBM有5个副总裁分管科技、服务、系统、软件和存储5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他们将协调八大研究中心，使之没有重复的研究。同时，各大研究中心的技术主管将与保罗·霍恩和5个副总裁一起，对研究中心的方向做出规划，保证每个实验室有自己独特的方向。而SAS则利用北京的研发，来保证SAS产品和解决方案实现全球化， 并有效地利用北京和总部之间12个小时的时间差，使整个SAS研发工作能24小时不间断地运转。
“他们把一颗颗散落在全球各地区的珍珠，串起来，成为了一条璀璨的项链。”有人如此评价跨国公司各个研究机构全球性协作带来的作用。
研究没有天花板
王坚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三朝元老”。从访问学者到目前出任副院长，王坚经历了李开复、张亚勤和沈向洋3位院长，但他一直都是3位院长的“座上宾”。当年是李开复等人亲自邀请他到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在现任院长沈向洋眼里，王坚是一个难得的“怪才”。
“没有人限制你不能去碰什么项目。微软的所有资源都向我们开放。唯一限制我们的是自己的能力。”当记者问到外企是否不准中国研究员碰其“核心技术”时，王坚如是回答。
在王坚眼里，微软研究院不愁缺研究经费，研究员可以自由地研究项目。但如果经费不严加管理，研究的风险如何控制？“风险就是研究员的生命和时间。一个项目需要3～5年时间，如果他选的方向错了，浪费掉的时间就是最大的风险。”王坚说，至于公司研究经费的浪费，他认为，研究院本来大部分的“研究经费就是用来浪费的”。这是科技的宽容精神和试错精神的体现。在财大气粗的跨国公司中，中国的研究院院长们有时会为不知如何把钱花出去而发愁。
理论上，各个研究院大都会给出每年的全球研发经费，然后再根据研究员人数得出人均经费。正如IBM叶天正所说，由于各个研究院之间项目的交叉与合作，只能根据每个人的绩效大致打出分数，分配薪水。叶天正告诉记者，中国研究中心的经费每年大概占到IBM全球50亿美元研究经费的1/10到1/9。
对于研究员的考核，微软亚洲研究院也不是用“数字”来表示的，尽管其也有半年或者3个月的“汇报”制度。“数学只是一个很初级的评价。”王坚更愿意用影响力来评价，“我可以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每个公司都可以说我们有多少产品，但数数只是初级阶段，一个研究员有多少机会可以跑去和比尔·盖茨讲你想做什么，哪个公司的研究院可以与他们的董事长交流，这就是项目影响力的体现，也能很好地体现一个人的成绩。”在王坚主持的数字墨水技术的整个研发过程中，每当有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和进步时，盖茨甚至给其他高级职员写邮件通报王坚的进步。这令王坚最为感慨，因为比尔·盖茨这个名字总会与“很了不起”相连的。
没有数字的考核，公司研究风险的控制更多地落到了管理者的身上。“管理者要有远见和目光，他要了解每个人的研究方向、内容与进度。” 王坚强调说，而微软具体的做法是将“以人为本”的思想落实到实处。其始终贯彻的“6P策略”，从研究人才(People)、 合作项目(Programs)、学术著作(Publications)、发明专利(Patents)、技术原型(Prototypes)和技术转移(Product impact)等进行分类灵活管理。
在中国顶尖的外企研究院里，当地的研发负责人都有较大的项目自主权。“我可以确定中国研究院的研究方向。总部那边不会限制我。” 一家日系研究院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说，当初成立研究院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和研究出当地创造性的研究项目。如果总部限制这、限制那，将与初衷背道而驰。
除了自由的氛围外，宽松的物理环境也给研究员创造提供了条件。去过上地IBM研究中心新址的记者都感叹: “有宽阔的草坪、潺潺的流水，丝毫不亚于硅谷的那些一流的研究中心。” 在SAS中国研究院里，总经理刘政告诉我们，研究院楼道内的相片、抽象画都是“SAS员工”所作，在SAS，员工拥有自己的画师、自己的理发师，甚至自己的保育员，而SAS将这种氛围传播到全球各个地方，建成一种“全球family文化”。
研究人员与上司间的等级也没有销售公司那么森严。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总经理杜江凌和另外一位同事共享一个格子间。在英特尔，所有的人都是用同样大小面积的格子间。平等还体现在具体的事例中。英特尔大部分办公室内只有间隔，完全没有私人办公室，每人同样都只分配到小小的办公空间，停车场也不为任何人保留停车位，完全是随到随停。在英特尔，人人可以公开讨论任何困难和成就。提出问题的人并不会因此受到责难，或担心“秋后算账”，反而可以刺激团队深入问题，并寻求答案。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究机构相对独立，与本土的销售公司并没有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只有协作关系。研究机构的领导直接向总部负责研发的副总裁汇报。这也避免了“一山容不下二虎”的尴尬。
争夺“中国大脑”
“大脑”是人的中枢神经，研发人员在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被比喻为企业的“脑库”。继成为“世界工厂”外，中国“世界实验室”正在崛起。
最近几年来，跨国公司的研发型投资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目前微软每年在华研发总投入约1亿美元，研发人员为800人左右。2006年微软将所有在华研发机构整合为微软中国研究开发集团，并计划扩张到3000人。太阳微系统公司(Sun)2004年的全球研发经费为10.03亿英镑，目前在华仅设立一家研发机构，但累计投资已超过1亿美元，2005年运作经费更是接近4000万美元。飞利浦在华已设立14个研发中心，2005年研发费用为5100万美元。SAS在2006年收入为19亿美元，继续保持每年收入和利润的持续增长。为支持新技术的开发，SAS还将年收入的26%投入研发，该投入是一般大型软件公司平均投入研发资金的两倍。 这些公司新增的投资，相当一部分投向了中国。
“中国巨大的人才库以及中国市场的增长，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原因。” IBM全球研发前负责人保罗·霍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SAS刘政认为，人力成本低已经不再是吸引各大公司纷纷到中国来设立研究院的主要原因。“越南或者菲律宾可能成本更低。中国市场的广阔以及丰富的人才是主要的考量因素。”
而为了培养和吸引人才，各个研究院都是从“娃娃”抓起。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实习生”项目启动已经有7年。办公区专门辟有广阔的实习生的办公区，目前有300名实习生在微软与300名研究员一起工作。
今年，10名优秀的实习生依然有赶赴美国微软总部与比尔·盖茨共进晚餐的机会。这个机会对很多年轻人很具有诱惑力。哪里有天才儿童，微软就会找上门: “你以后是否想到微软工作？”不少孩子上中学就已经拿微软的工资了。在微软，这被称为“争夺人才幼苗”。而如此“超前”的人才储备也说明了争夺中国智力资本的白热化。
校企合作也成为研究院培养和抢夺人才的最新模式，截止到2005年底， 97家跨国公司与我国36所高校共成立了202家联合研发机构，约190家已投入实际运行。
但研究院要吸引到顶级的人才，最为重要的是创造氛围。“我们募集人才的秘诀在于创造氛围。科学研究者都希望和这个领域的领导者一起工作，这比他们得到多少工资更为重要。而且他们很乐于挑战最难的事情。我们花很多力量创造环境，并让他们迎接巨大的挑战。” IBM全球研发前负责人保罗·霍恩说。
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4年，他作为院长的最主要的工作是创造吸引人的环境，吸引人过来。“很多发明和技术不是个人闷头苦干想出来的，都是在很多优秀的人在一起，从争争吵吵中诞生的。”为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人在一起，形成“场”，微软亚洲研究院自创立伊始便四处挖人。当时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王坚就是这样被“三顾茅庐”请到微软公司的。
评论
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实验室”有多远？
文/ 杨霞清
“世界工厂”中国似乎又被戴上了“世界实验室”的花冠。
今年6月， 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司司长奥滕在“2007年中国保护知识产权高层论坛”上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国和最具吸引力的研发投资地。
研究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博思艾伦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2000年至2005年间，跨国公司在中国和印度的研发投资增长了17%，在日本的增幅为3.8%，在欧洲增幅为5.2%。在未来3年内，跨国公司设立的3/4以上研发中心将落户中国和印度。
一切显得那么乐观。但如果翻开硬币的反面，也许会觉得言之过早。
不错，外企越来越多地把研发搬到了中国，这些研发正在逐渐从开发到基础研究，研发水平提升有目共睹。但先不管外企研发的“含金量”，光看本土企业研发的羸弱和本土研究机构陈旧的研发体系，就会发现，光有外企研发这一“翼”，中国难以承载“世界实验室”之重任。
“无核心技术”依然困扰着中国本土企业。因为规模不大，底蕴薄弱，中国企业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在研发上是“精打细算”，不像微软那样“大部分的研究经费是用来浪费的”。而国有研究机构受原有体制的影响，研究多停留于写论文的阶段。论文一写，往往被束之高阁，不再管产业化之事。
中国不缺人才，缺的是人才成长的环境。“世界实验室”的形成，需要本土企业、国有研发机构形成良好的研究体系和环境。但目前本土企业难有“允许失败”的包容性，国有研发机构则没有“产业化”的眼光。“断层”的中国研发，成大局难啊！
而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一方面是外企把制造基地搬到了中国，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制造企业越来越多地为全球服务。显然，两指标一对比，本土研发的羸弱，使得这“世界实验室”的称呼有点名不副实。
当然，这一切也正在改变。推动改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外企研发的进驻，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和营造了很好的研发环境。如同外资的进来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好的管理理念一样，外企研发的涌现也给中国研发机制的更新带来了一股新风。因为人才是流动的，目前在外企研发机构优秀的研发人员，很有可能未来流向本土企业。这种人才的“倒流”已经开始了，越来越多外企的管理人员正在往本土企业流动，未来研究人员出现倒流现象也有可能。SAS中国研究公司被称为是“BI人才”的黄浦军校，因为很多在那里成长起来的研究商业智能的人才流到了业界的其他公司。
“全球化”需要各个公司整合全球资源，这客观上给中国成为“世界实验室”创造了条件。中国该借此东风，把研发“残缺”的一翼尽快地补上。唯有双翼齐全，中国的“世界实验室”这架大飞机才能飞起来。